汪大燮历史评价？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声名远扬的苏杭地区，有秀丽的山水风光，更有“人杰地灵”的历史佳话。中国红十字会第三任会长汪大燮（1859—1929）就出生在这片热土。

汪大燮是钱塘（今杭州）人，原名尧俞，字伯唐、伯棠，是我国著名外交官，曾出任驻英公使、驻日公使、外交总长，一度代理国务总理，堪称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最具外交才干的会长。

初入“红门”即筹措五省救灾事宜

1859年，索尔费利诺战役在意大利一座小镇爆发，拉开了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帷幕。这一年，汪大燮在杭州出生，时间上的巧合，似乎预示着他与红十字的不解之缘。

作为外交官的汪大燮，经常与国际名流打交道，对公益慈善事业的认识很深，经常参加各类活动。鉴此，1920年10月3日大总统令“派汪大燮充中国红十字会正会长”。

汪大燮出任会长之时，正是北方旱灾严重之际。该年入夏后，直（即直隶，今河北）、鲁、豫、晋、陕五省发生四十年一遇的特大旱灾，受灾县数达317县,灾民总数达3000余万人，引起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在内的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9月11日，著名慈善家熊希龄召集会议，协商救济灾民的办法，决定成立北五省灾区协济会，推举黎元洪、梁士诒为名誉会长，赵尔巽为会长，熊希龄、汪大燮为副会长，以金鱼胡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为临时办公会所。9月28日，协济会再次召开会议，由汪大燮担任会议主席，就收养灾童、散放麦种、运粮赈灾、筹款募捐等事宜进行磋商。

汪大燮认为，民众热情高涨，救灾团体众多，进行必要整合，才能发挥更好的赈济效能。10月3日，刚刚履新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他便立即召集国内各救灾团体开会，决定成立“北方救灾总会”。10月6日，救灾总会与万国（国际）救济会联合组织“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公推梁士诒为会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汪大燮、副会长蔡廷干为副会长。中国红十字会救灾活动纳入“救总”系统，形成“合力”。

同时，中国红十字会派出多支救济队，分赴灾区开展救灾工作，并在北通州、保定、大名开办临时诊疗所，种痘防疫，救治病患。整个救灾行动中，中国红十字会筹集赈款超过8万元。

闹“小脾气”仍高票当选会长

北洋时期，军阀混战，灾害连连，中国红十字会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战时救护，灾荒救助，忙碌而卓有成效。不过，在管理方面，因为历史原因，北京总会与上海总办事处并非无缝对接。对此，汪大燮希望有所改变。

1922年6月，中国红十字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因常议员任期已满，大会决定照章选举常议员。汪大燮参照政府颁布的有关条例，认为常议会应当设在总会所在地北京。因此，对于常议会提出的会员大会期间选举常议员一事，他开始闹起“小脾气”，不仅表示不满，还通电各地分会，打算阻止分会代表赴上海参会。

对此，常议会援引1912年统一大会所定的设总办事处于上海、常议会设于总办事处所在地等规章制度，据理力争，确保常议员选举顺利进行。其实，总会设于首都北京，总办事处设于上海，常议会设于总办事处，是1912年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大会为化解京会、沪会矛盾做出的妥协，但管理上的“二元结构”，的确不利于红十字事业的健康发展，汪大燮力图改变不是没有道理。只是历史遗留问题“约定俗成”，他一时也无能为力。

撇开常议会设于总会还是总办事处这一争议，汪大燮的个人能力和声望还是受到红十字人认可。会员代表大会之后，鉴于会长任期已满，1922年7月8日，新一届常议会第二次会议仍选举汪大燮为正会长，共得票33票；蔡廷干为驻京副会长，得33票；杨晟为驻沪副会长，得26票。8月17日，大总统令，“派汪大燮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蔡廷干、杨晟为副会长”。

发挥专长推动红十字人道外交

汪大燮在外交领域威望卓著、声名远扬，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也是尽心尽力，十分关心红十字人道外交工作。

1921年3月3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凡尔纳访华，汪大燮专门设宴欢迎，期待国际委员会给予中国红十字事业更多支持。

1921年6月，日本上议院议员、赤十字会副会长阪本氏来华考察，汪大燮盛情款待，对日本赤十字社捐赠10万日元用于中国赈灾事宜表示感谢。

1922年11月28日至12月11日，红十字国际大会在泰国曼谷召开，汪大燮委派副会长杨晟、医士王培元出席会议，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加强与各国红十字会之间的联系，建立合作交流机制。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总办事处分别派出救护队开赴日本，救助遇难的日本国民、旅日华侨。北京总会除派著名医师赴日外，还筹款两万元交给日本公使转交日本赤十字社，加上上海总办事处募集的善款以及西安分会会长杨鹤庆带去的万余元赈款，中国红十字会共向日本地震灾区捐赠约5万元善款。

这是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后的首次大规模国际人道救援行动，在中国乃至国际红十字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受到国际社会交口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