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说欧阳修是什么？

苏轼是欧阳修门生，少于欧阳修三十岁。嘉祐二年中举后，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称欧阳修“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苏轼没有阐开说欧阳修何以在为人上是孟、韩之徒，但大抵他这一时期对欧阳修的认识和其父苏洵是一致的，即在“以道自任”和文章所达到的很高的水准这两方面认为欧阳修如孟、韩。之后，随着苏轼阅历的增加、思考的深入，他对欧阳修的认识也更加深化。元祐六年，苏轼为欧阳修《居士集》作序，序中认为欧阳修“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师，以合于大道”。

即认为在学术上欧阳修与孟、韩有继承关系（留待下文详论）。在这一时期的《送晃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一诗中苏轼又反复表达了这一认识：“翁如退之蹈轲丘”。能继承孔、孟之道（韩愈便自称如此）是对于一个儒者非常高的评价，由此，苏轼对欧阳修的道德学术文章的推崇可见一斑。苏轼对于欧阳修的人格力量和功业，也颇多称赞。他称赞欧阳修“嘉谋定国垂青史”“事业三朝之望”。这些话虽然是在贺启中的通常会有的赞誉之辞，但言并未过其实。《居士集序》中苏轼还说：“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这一观点，后人颇多引用，是为定论。熙宁七年，苏轼迁密州知州，行前为惠勤诗集作序，序中由衷地称欧阳修“好士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于道，不远千里而求之，甚于士之求公，以故尽致天下豪俊，自庸众人以显于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负公者亦时有之。盖尝慨然太息，以人之难知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于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于颍水之上，余往见之，则犹论士之贤者，惟恐其不闻于世也。至于负已者，则曰：‘是罪在我，非其过也。’公罪己，与士益厚，贤于古人远矣”。而对于欧阳修在事业最盛时要求致仕，决心归田，也给予了很大的认可。他说：“他人或苟以藉口，公发于至情，如饥者之念食也，顾势有未可者耳。”称他是“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贵无轩冕而荣，至仁不导引而寿”。

在文学方面苏轼颇能领悟欧阳修知贡举改变文风之用意，他在嘉祐二年《上欧阳内翰书》中梳理了宋代的文运发展脉络后，指出当时“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求奇者怪癖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这就如同唐代“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这种认识是深得欧阳修之意的，欧阳修多次表达过学韩要避免韩文奇崛险怪的文风。

这样一种知音般的认识是苏轼在文学上推重欧阳修的基础，也是他能沿着欧阳修的足迹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进行到底，并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他称赞欧阳修“文章百代之师”，具体评价他的文章是“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苏轼还接受了欧阳修的对文章的一些观点，并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他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说：“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苏轼还记录了一则欧阳修论文的话，“顷岁，孙莘老识欧阳文忠公，尝乘间以文字问之，云：‘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见之’”。

苏轼还夸欧阳修的七言诗句“沧波万古流不尽，白鹤双飞意自闲”、“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伟丽可以和杜甫诗“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五更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并驱争先。苏轼对于欧阳修文学的推重不仅可以从他对欧阳修的文学或文学理论的评论中来看，也可以从苏轼对欧阳修平达通畅的文风的继承中看出来。苏轼对于欧阳修的书法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晔如也。”“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当为世所宝，不特笔画之工也。”

“欧阳修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总之，在苏轼眼中，欧阳修是一个“天人”，是一个曾掌“文柄”的文伯，是一个学继孔、孟、韩的儒宗，是直言敢谏的勇士，是难进易退的明哲，是好士而宽容的长者，是一个有艺术情趣的文人。纵观苏轼对欧阳修的诸多评论，虽然各个时期都有，但是在元祐期间为多。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如前所引陈亮语，欧阳修去世后，宋神宗实施熙宁变法，诗赋不再作为考试内容，士人纷纷趋于功利，学习新版“新学”。

在这种境况下，欧阳修之学之文，世人罕道矣。苏轼虽有继承欧阳修“付子斯文”的心愿，但在沉沦下位，甚至几于丧命的生存境遇中，评论、张扬欧阳修的道德、学术、文章可以说未逢其时，评论内容之少也就可想而知了。相反，在元祐中，苏轼回朝，贵至翰林学士，境遇与前是天壤之别。在旧党人士全面废除新法的潮流中，在学术文学领域，苏轼希望通过考论师友渊源，张扬欧阳修的道德学术文章来改变新法实施期间形成的剥裂牵缀，气日以卑的学风文风。故这一时期对欧阳修的评论颇多。结果是，士风文风为之少变，士子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