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诗词文化？

从 清初到民国，天津诗词不但异常丰富，而且精品迭出，特色鲜明，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

一、河海孕育的诗词文学。天津“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以盐业产销为一大支柱的沿海封建经济的崛起，为津沽文学的诞生准备了最好的产床。清初，盐商相继建起问津园、水西庄等私家园林，荟萃了驰誉海内的一流诗家词人。来自齐鲁大地的赵执信，诗去雕饰，反映现实；江左的袁枚，诗主性灵，逸致灵巧……天津本土文人与他们沟通、交流，开拓视野，取其精华，促进了天津诗歌的繁荣与发展。

二、根植于优秀的传统文化。康熙年间天津卫学士黄谦（1644—1692）诗学杜甫，随身带少陵诗集，著有《历下吟》《太行行草》《桃源日记》。乾隆年间诗人周焯亦学杜甫，人称“苦吟诗人”。李锴《周处士传》说他“雅嗜计，钩索深入，穷神遗形，不得不已”。《莲坡诗话》记云：周焯“尝作咏物诗，推敲一字未就，语人曰："吾为此，损眠两夜矣。"其苦吟如此。”晚清赵元礼诗学东坡，他教弟子李叔同学诗亦以苏诗相授，兼及晚唐诗，由唐而入宋。民国时梦碧词社推崇南宋词人吴文英、王沂孙，吸取他们辞美律严的形式美，学习他们用笔幽邃、炼字炼句的功力；同时吸取辛弃疾词纵横挥洒、慷慨激昂的气势。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就是“梦窗的面，稼轩的里，以刚劲豪迈之气遣委婉奇丽之词”，使词作外柔内刚，情真意新，具有时代感。可见天津诗人词人大都学有所宗，求真务实，注重传统。

三、兼收并蓄的艺术取向。天津诗词创作发祥于开放、交流的人文环境，吸收容纳南北各方艺术优长。如查为仁填词宗姜夔、张炎，标举清远闲静，常体现出浙西词派词风。近百年来，李慈铭、范当世、严复、梁启超、郑孝胥、吕碧城等，或长期居住天津，或与津门千丝万缕不可分隔。他们在天津留有许多诗词佳作，创作理念的孕育和文学变革的推进也与天津息息相关。“进化论思潮”、“诗界革命”及“同光体”，均不同程度地为天津本土所吸纳和接受。从城南诗友的诗作中尤能看出端倪。从须社的词作中更可找到清末四大家（郑文焯、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的影子——他们的作品委婉致密，音律和谐。

四、鲜明的市井民俗色彩。天津自古舟楫往来，百行杂作，五方杂处，一些诗歌也显示出滨海城市的市民文化特色。乾隆时津人杨一昆（1753—1803）所作长诗《天津论》《皇会论》及后来出现的《混混论》等，无不散发出特有的“津味”和沽上市井气息。《天津论》共252句，1500字。在这篇长诗中，作者以生动的语言描绘了“繁华热闹胜两江，河路码头买卖广”的清代津沽社会面貌，也用辛辣的笔调对这种“繁华热闹”掩映下的市井无赖、混混儿及种种社会罪恶进行深刻揭露。《皇会论》共182句，1000字。该诗以写实手法，把清代天津皇会的盛大场面勾画得活龙活现。鼎沸的喧嚣气氛，不同阶层的人物脸谱，竞相斗奇的民间艺术，各具特色的风味小吃，商号店铺的买卖兴旺，真像是一幅色彩斑斓的风俗画。至于民国时李金藻的《天津过年歌》《过年叹》等，也无不与天津民俗紧密相关。

五、向着现代文明演进的趋势。天津开埠以后，西学东渐。中西杂糅，变革图强，又成为津沽诗歌特色和主调。清末天津爱国诗人华长卿，以纪实性极强的诗作，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外国侵略者和腐朽的清王朝。“非效无病之呻吟，半属有感之讽喻”。他不但扩大了诗歌的题材，其作品的形式和语言风格也更靠近了时代。作为开风气之先的教育家、诗人严修，其诗眼界开阔观念新。他的海外之作虽多为纪游体，却体现了不同于旧式士大夫的高卓眼光和“与时俱进”的胸怀。他在《瑞士杂作》里写道：“地无旷土群萌遂，民有余财庶政修。衣食尽人能养欲，湖山随处可忘忧。”“百年不睹兵戈事，万国争携笠屐游。熙皞欢虞王者世，此风何日遍全球？”国家得到治理，人民衣食有余，自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既不侵略别人，也有能力不受别人的侵略，从而赢得和平；美好的湖山受到保护，成为各国人民竞相来游的乐土。

传统而又前沿，包容而不失自我，这是近三百年天津诗词的基本面貌。它开放兼容，从不保守，却从来都没有妨碍其作为地方文学的独立性。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研究价值，文学史上才能有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