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的本质？

(一) 以党的领导体现革命属性。

红色金融在各个时期面对着不同的问题和考验，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政策，但始终不变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坚持就奠定了红色金融的革命属性。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因此也使得红色金融活动在实质上都是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晋察冀边区银行行歌》的歌词写道：“在工作里挽救边区的贫困，用脑和手制造民生的繁荣，伸出金融的力量打击敌人，替边区装上一付铁的神经，像个战士工作，俭朴而认真像个统帅。在经济战线上挺进，边区银行工作者来自大众，为大众我们不怕任何牺牲。”革命斗争中，这些类似的创作还有很多，它们也从侧面彰显了当时抗战金融的工作使命和金融工作者的革命精神。

(二) 施普惠政策坚持群众路线。

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就是敌人异常强大和残酷，而革命力量长期比较弱小。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需要扎根于群众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在长期的奋斗中，党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一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体现在红色金融之中，就是把“普惠”作为金融政策的制定原则，在金融活动中坚持群众路线。

比如根据地银行把支援农业放在首位，在贷款中以生产贷款为重点，采取不以盈利而以扶持生产为目的的低利政策。当时晋察冀边区银行规定农业贷款最低为四厘，工业为五厘，商业为六厘。陕甘宁边区银行放款利率为一分二厘，最高为一分五厘。据不完全统计，1939—1945年，冀南银行放款总额中农业放款占38.09%。北海银行放款总额中农业放款占62. 5%，晋察冀边区银行其放款总额中农业放款占34.9%。在战时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低利政策是政府对得到贷款的贫农一种贴补，这些普惠措施对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活跃市场、稳定物价、保障军民需要和支持抗日战争，起了积极作用。因此低利政策等普惠措施，不仅仅是红色金融机构的一种经营决策，也具有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路线的内容。

(三) 凭灵活策略应对变化局势。

随着敌人政策、自身实力和主要矛盾的不断变化，中国革命的金融战场在不同的革命阶段，也要面临不同的挑战和任务。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坚持创新性与灵活性兼备的金融政策，是红色金融始终能充分发挥其优势和持续为革命事业作贡献的精髓所在。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自己发行的货币尚未建立流通信誉，市场接受度远不如预期。表面上政策要求使用边币，不允许使用法币，但实际上拿边币通常买不到东西。针对上述情形，时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的朱理治就想了一个既能集聚民众存款、又能提升边币信誉的两全之策：开办有奖储蓄。这一创造性金融措施实践下来收效甚好，不仅克服了边区通货膨胀和发展经济、打破封锁的矛盾，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高了民众对银行发行边币的信任度。

在毛泽东主席的倡导下，根据地银行均全力支持农业发展，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贸易的放款力度。但是革命初期，金融机构的资本实力并不强，在现有资金的基础上，红色金融机构陆续推出了以折实方式发放耕牛、农具等形式的农业贷款，即按市价将贷款折成粮食或棉花等实物放出，农民收获后交还等价实物。这个极具灵活性的放贷模式不仅帮助农民解决了困难，促进了生产，也使得根据地银行的经营状况得到了改观。

(四) 用金融之力铸造革命后盾。

战争比拼的是实力，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综合实力，一方缺失就会造成被动或失利的局面。要取得革命的胜利，绝离不开枪杆子、笔杆子和钱袋子，看得见的是有形战场的厮杀，看不见的是经济、文化领域的激烈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不仅在各个时期的金融战场都出色完成了维护革命地区稳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任务，还为中国革命军在正面战场的奋斗提供了经济保障。

红色金融机构的经营宗旨始终是开展支持抗战和生产为目的的信贷活动。如晋察冀边区银行，1938—1940年主要是发行边币，肃清伪券杂钞，停止法币流通，确立边币市场，代理金库，垫付财政款；1941年，开始办理水利贷款和农工商业贷款以及合作、救灾贷款，发挥银行调剂金融，支持生产的作用。还有地处后方、环境相对稳定的陕甘宁边区银行，从1937年到1940年， 其主要业务是吸收机关的部分存款、经营光华商店，积累和壮大金融机构的资金力量,后来建公营工厂后，陕甘宁边区银行直接投资各公营工厂，并随时给予资金周转。

毛泽东主席曾预测解放战争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后来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彻底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胜利的结果固然离不开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革命军的英勇奋战，但红色金融也发挥了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说红色金融的支持与最终的抗战胜利有着莫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