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包容外来文化史实？

在中国陷于外族统治时，外来民族的所传入的文化影响对于中原本土文化引起的动荡，历来是学者士大夫关心的严重主题，他们大致上是将种族与文化合并为同一议题。

中原传统儒家的教育

当孔子的思想转变成为中国传统正统思想的时候，汉代所编撰的《中庸》中曾经说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过去许许多多的人对于这段话并没有产生较深程度的理解，但今天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天，其实真实的意思可能是宇宙间各种力量的综合，是一个人命和性的存在承载物。

荀子的观点是认为人性是空白或是中性的，经过后期不断的自我的训练和修养，即所谓"学"的过程，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仁人君子。在荀子思想之中，仁不是理所当然的禀赋，而是经过后天培养获得的一种特质。这就与其他的学说思想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就让我们了解到，传统意义上的学不仅是可以从从知识方面学习发展，还要符合礼的行为模式，以涵育一个人可能发展的仁。

这种儒家的思想为后世的中国文人所接受，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官方所接受，成为皇家统治者阶级统治的有力工具

文化冲突的出现

日常生活上的改变首先就是造成冲突的首要缘由。虽然汉人在社会地位上远远不如元人，但元朝政府并未强迫汉人改易衣服与发式，汉人学者也仍照旧读中国书。许衡诸人还悉心努力，发扬儒家学说，既保存中国文化，更希望以此同化征服者。

清朝剃发、改服之令，启动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强迫选择，对于一般汉人而言，丧失自有文化的痛苦较之改姓易代的变局，尤有深切的感受。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三日的抵抗，以至汉人抗清运动，此起彼落，或潜伏山林，或寄居海隅，其动机无非是为了抗拒文化沦丧。 中原学子所受的先秦儒家的春秋大义，本来就有中国与夷狄之分，内华夏、外夷狄，分别为两个文化圈。这一观念的祖型，应是周人封建亲戚，形成了以周王为中心的封建秩序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圈子外的族群与国家，就是外人；在这一共同体圈子内的诸侯，则是周人礼制之所及。

另一方面，又可因不认同华夏文化，因此而成为华夏文化圈外人。春秋时，南方文化不同于中原，楚国强大俨然自成格局，有些原属华夏共同体的国家，折而进入楚人集团。孟子指斥许行等人为蛮夷，正是所谓入于夷狄，就视同夷狄。族群血统的认同，遂与文化认同分开，成为两个标准了。

文人指示的反抗行动

顾炎武在明亡之时曾参与江南抗清的运动，失败之后，他游历关塞，结交豪杰，仍有兴复之志。他的著作，既有音韵与经学，更多经世致用的历史学与地理学。溯其缘由，顾炎武对于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颇有批评，认为五胡乱华是由于魏晋清谈，误了经世治国的事业。

（清军杀害反抗之人）

明代的讲学，顾炎武认为其实是清谈孔孟，也与魏晋清谈老庄同样误事。他的经学著作，尤其音韵之学，志在还原古代经典的原貌，因此梁启超认为顾氏的工作实是清儒朴学的源头："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这是顾炎武在亡国之后，深切反思中国文化命脉所寄的儒学，盼望能从此重新找到经典的原貌及本来面目。

顾炎武曾发下重誓，终生不与清政府有所联系，以明朝遗民自居，从不忘兴复。他结交豪杰，跋涉山川，时时希望有所作为。顾炎武不同于王夫之，则在于他的深刻反省，对中国文化及中央集权的帝制，都有所检讨。在境界方面，顾氏毋宁高出王氏一筹。 黄宗羲反思世事得失的结果，则是《明夷待访录》。这部书则主要是提出他的改革理想。该书涵盖广泛，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都有其改制的拟识。简单地用今日的名词说，他盼望中国发展一个文化精英的民主政治与社会，以学校为议政之地，转变中央集权的帝制为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

然而，在他的晚年，对康熙确有许可之辞，也受清廷优礼。以此推测，在他的理念之中，天下生民百姓的福祉，当比民族大义更重要。至于朝代更迭，由他对于君主制度的批判言，本来就不是关心的重点。

清朝后期反抗情绪的递减

上述三人对于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感与关心程度，不光是分布在光谱表上不同的波段。与他们同时的人物，大致都可在同一光谱表上找到所属位置。 经过康熙一朝的休养生息，中国百姓生活安定，习惯了清朝的统治，亡国之痛已不在年轻一代的回忆之中。清廷沿袭明人政策，科举经义以朱子注解的《四书》为主，其重点在于伦常纲纪，当君臣的名义已定，则民族界限就不足以颠覆人间伦常。

结束语：清朝出现元朝所不曾有的文化方面的管制，还是因为统治者忌惮自己统治阶级的领导地位，但后期的文化融合还是表明两方不同文化冲突大大减弱。